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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建狂魔背后的力量:中国工程机械逆袭史

作者:瑞威智造(北京)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浏览: 发表时间:2023-01-03 14:39:52 来源: 网络

1945年6月6日清晨,二战同盟国军队先头部队穿越英吉利海峡,在诺曼底发起登陆战役,数十万人冒着德军密集火力冲向海滩。不过,在诺曼底海滩抢先上岸的并不是坦克装甲车,而是上千辆卡特彼勒(Caterpillar)公司生产的推土机。

提到卡特彼勒,可能很多人有点一脸懵:卡特,那个造鞋的吗?卡特彼勒不造鞋也不卖鞋,它是世界排名第一的工程机械制造商,是创造过无数工程奇迹的巨无霸。商店里的卡特鞋,纯粹是凭借自家产品超强的质量口碑,卖鞋商家找上门来请求授权贴牌。

这家创立于1925年的企业,在二战期间为美军制造了5万多辆推土机(Bulldozer),被美军用来铺路架桥、修建机场。硫磺岛战役中,日军躲在坚固的地下工事中节节抵抗,给美军造成重大伤亡。苦无善策的美军指挥官后来接受一个水泥工的建议,命令工兵开着推土机,直接用水泥混凝土将日军工事洞口封死,这才解决战斗。

驾驶推土机的美军士兵

相比之下,同时期的中国就寒碜到家了。

抗战时期,日本封锁了中国所有出海口,外界物资无法进入中国。国民政府决定修筑一条从昆明出发,经云南西部到缅甸北部的公路,连接中国大西南后方基地。这条公路就是后来的滇缅公路,战略意义重大,但由于沿线地形复杂险恶,工程量极为浩大。

国民政府征集了20余万人,在没有现代施工机械的条件下,依靠农具锄头挖山开路、肩挑人扛,修成了这条全长1000多公里的公路,确保了抗战最艰苦时期中国没有被困死。但是代价也相当惨重,施工过程中死于爆破、坠崖、塌方和疟疾的超过3000人,滇缅公路上每一英里就有两座墓碑。

艰苦卓绝的滇缅公路修筑

在当时基本还是农业国的中国,缺少现代化机械是普遍现象。许世友当时在山东领导抗日,担任八路军胶东军区司令员,手下队伍几乎什么都缺,枪支弹药无法生产,基本只能靠缴获,坏了还不会修。

为了解决武器问题,八路军当时陆续自建了一些兵工厂。像胶东军分区,1943年成立了鲁南第八兵工厂,他们从造地雷、手榴弹开始,摸索着生产、维修武器,在抗战期间发挥了不小的作用。战争年代极不稳定,这家兵工厂也跟着部队不断搬迁,之后十年里先后搬过十个地方。

鲁南第八兵工厂

当年曾在兵工厂造地雷的民兵,恐怕万万想不到,这家简陋的作坊日后会成为一家,能够制造各种钢铁巨兽的巨头企业。

1953年,兵工厂搬到徐州,然后在这个自古以来的兵家必争之地安稳下来,没有再次搬迁。随着战争结束,这家工厂向民用转型,生产农业机械、起重机等。1958年,副总理薄一波前来视察,提议将厂名改为“徐州重型机械厂”,也就是徐工集团的前身,现在则是中国头号工程机械巨头。

工程机械,包括挖掘机、推土机、起重机、混凝土机械等工程装备,作为制造业的一个门类,与汽车、芯片等相比,给人的印象似乎是“傻大笨粗”,却是支撑国民经济的基础性产业,被视为国民经济的“晴雨表”和“风向标”。

人们会讨论手上的手机型号、路边的汽车品牌,但即使天天从小区旁的工地路过,也从不会关注那儿的挖掘机是哪家生产的。但实际上,这些笨重家伙,在支撑一个国家的起飞路上,同样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。

贰 摸石头的岁月

中国工程机械的真正发力,要一直等到新世纪才会到来,在那之前,是漫长的摸石头的岁月——前半程摸着苏联草创,后半程摸着美日欧前行

建国之初跟苏联老大哥学习,方法简单粗暴:测绘仿制。对于百废待兴又没啥底子的新中国来说,照葫芦画瓢是最快的方法,短短几年时间里,就能仿制出差不多的产品。

1957年制造的第一台汽车起重机,原型是苏联的K51;1954年测绘仿制的第一台机械式单斗挖掘机,原型是苏联的Э-504,比当时新型的液压挖掘机已落后一代,但对于从零起步的新中国来说已属难得。

参加1956年国庆典礼的国产挖掘机

仿制的好处是快,但只能解决从无到有的问题,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,技术上缺少升级换代的能力。中苏交恶后,中国彻底失去外界技术来源,加上之后的蹉跎岁月,国内始终缺乏大量工程机械设备投入建设。

七八十年代挖河治水,依然主要靠发动大量人力。这里不能不说一句,中国的农民真苦,冬季农闲时,还要像古代服徭役一般被征集劳动,只管饭,没工资。开挖河床、搬运沙石、垒堤筑坝、浆砌河堤,海量的土方作业几乎全靠人力完成。

那时候总强调“人定胜天”的精神——没办法,没有大型机械设备,只能依靠无穷无尽的人力去填补。这种极为原始的工程作业,根本不可能支撑起一个国家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。

1976年,岷江治理,照片中只有一台当时罕见的拖拉机。

改革开放再次打开国门时,我们才猛然发现,在包括工程机械在内的几乎所有行业,汽车、飞机、家电,都已经被甩得看不到别人车尾灯,与西方产生了巨大的技术差距。

副总理谷牧带队出访西欧,发现西德一个露天煤矿,只有2000名职工,年产煤5000万吨,而国内同样规模的煤矿要16万名工人,效率相差80倍。代表团回国后在人民大会堂向高层汇报,所有人都被震惊得直呼“石破天惊”,很快做出了引进外资、向西方学习的决策。

随之而来的,是一股所未见的技术引进热潮。

整个80年代,从家电、纺织到橡胶、钢铁,甚至啤酒灌装,各行各业都在从国外引进技术。美国《新闻周刊》曾报道:“中国人到处搜寻着用旧的设备,一批工程师到法国瓦尔蒙,日以继夜地拆掉已经破产的冰箱厂旧设备,将5000吨的设备装上轮船、火车,运回国内。”

这里面当然也有不少教训。一些企业饥不择食,引进了大量西方淘汰几十年的陈旧设备,结果买来就成了废铁。相较而言,对工程机械行业来说,当年的技术引进还是颇多亮点的。

1985年,机械工业部组织12家国有企业,先后与美国卡特彼勒、日本小松以及德国利勃海尔等公司进行了接触,商谈先进工程机械技术的联合引进。几轮商讨后,行业老大卡特彼勒成为头号种子选手。

当时卡特的日子也很不好过。

80年代是日本制造高歌猛进的年代,日本汽车、家电、游戏机横扫全球,在多个领域攻陷了美国市场,工程机械也不例外,卡特彼勒被日本小松打得节节败退,每天损失100万美元,连续亏损了三年。拓展外部市场,成为卡特的当务之急,改革开放不久的中国自然成为其首要目标。

一个要技术,一个找市场,两方一拍即合。1986年底,中国与卡特彼勒签订了技术转让合同,指定了国内12家企业消化吸收,国家计委还专门给了7亿多元的外汇额度支持。

机械工业部专门成立了一个卡特彼勒技术引进办公室,简称“卡办”,工程农机司副司长杨红旗担任“卡办”主任,被人戏称“杨卡特”。“卡办”统筹负责技术引进、消化吸收的整个过程,将产品按设计、工艺、标准、检测、整机试验等分类,同步进行消化吸收。

即便今天看来,这也是一项相当庞大的技术引进工程。基本上,中国工程机械的中坚力量都参与了这次联合引进,分别负责某种产品或关键技术:福建厦工、广西柳工引进装载机技术,青海工程机械厂、鞍山一工引进推土机技术,上海柴油机厂引进发动机技术,成都工程机械厂引进液压件技术,山推引进密封履带技术……

这个项目前后持续了10年之久,中国的工程机械闷头学习,获得了巨大的进步,踉踉跄跄地试图跟上外部世界的步伐。当时,国内企业在面对西方巨头时普遍是仰视的心态,它们大都热切地期盼与外资合作,借助对方的资金、技术优势发展壮大。

不过问题是,天下没有免费的老师,更没有热心做慈善的资本家。中方手里能打的牌,其实主要是国内潜在的广阔市场,但外资巨头盯上的,往往不仅是市场这块大蛋糕,它们还希望借机将尚未成长起来的竞争对手扼杀在摇篮里。

叁 外资的陷阱

与汽车行业相似,工程机械行业也曾希望“市场换技术”,不过与汽车不同的是,工程机械领域并没有“外方占股不得超过50%”的限制,这一点,给了外资挖坑设陷的机会。

1994年,徐工与卡特彼勒共同出资8200万美元组建了徐州卡特,合作生产挖掘机,投资比例是中方40%,卡特彼勒60%。

徐工与卡特合资仪式

但奇怪的是,徐州卡特成立后,连续三年都是亏损,之后卡特不断提出增资增股要求,徐工所占股权比例不断被稀释到15.87%。到后来,原形毕露的卡特索性提出,希望徐工退出合资公司,由卡特独资。

这其实是当时很多外资企业的套路。

所谓合资,其实就是个组装厂,卡特彼勒一直没有将核心技术放进来,而是通过合资公司高价购买自己本土公司的核心设备,故意造成合资厂亏损,然后在中方无力承担的情况下,逐步增持股权直至完全掌控公司。

对外资来说,市场拿到手,技术没流出,合资最后变独资,这算盘打的,实在是便宜占尽。类似的例子在当时屡见不鲜,很多曾经家喻户晓的品牌像新飞冰箱,都是在这种合资陷阱下销声匿迹。

90年代后期,很多国企面临生存困境,急需改革。徐工当时也连年亏损,面对高额债务,希望引入外界资金技术,按徐工董事长王民的说法:将使徐工获得高新技术和发展资金,加快徐工做强做大、走向国际化的步伐。

2002年,徐工发布改制公告,全球资本闻风而动,卡特彼勒又一次冲上来,提出收购徐工。不过徐工太了解卡特的德性了,第一个把它踢出局,然后跟一家叫凯雷资本的美国投资公司签订了合同,约定以3.75亿美元的价格收购徐工85%的股份。

凯雷是搞投资的,说只出钱,不插手企业日常管理,不改变企业品牌,听起来实在是个良心买家,徐工觉得这次找对人了。问题是,凯雷可不仅仅是个搞投资的,它在美国有着深厚的政府背景,不少美国高官退休后都进入了这家公司任职,以至于它被一些人称之为“总统俱乐部”。

中国工程机械的头号选手,眼看要被外资收入囊中,但就在这节骨眼上,一个人站了出来,逆风翻盘扭转了局势。这个人叫向文波,是三一重工的CEO。

与徐工不同,三一重工是民营企业,董事长梁稳根曾经是中国首富,两家企业在国内打的有来有回,一向不怎么对付。徐工提出改制时,三一也跑来竞标,出价比卡特彼勒高,却连第一轮都没进去。向文波一听满脸懵:你不卖给三一,却要廉价卖给外国人?

作为民营企业家,向文波早就对外企在中国享受的超国民待遇痛心疾首。那年头还没微博、微信,咽不下这口气的他,跑到网上写下了46篇博客,痛斥徐工收购案的不公和猫腻:第一,徐工卖的太廉价了,有贱卖国有资产的嫌疑;第二,工程机械是国家战略产业,不能随便交给外资。

向文波的博客很快引起了轩然大波。徐工收购案,不再只是一家公司的收购问题,而是上升到了保卫中国产业安全的层面。


2006年7约,商务部连开三天闭门会议,讨论徐工收购事宜。而另一面,外资也没闲着,凯雷基金创始人专门飞到北京,连美国前国务卿鲍威尔也被拉着来做说客。这么反复拉扯了几年,商务部最终还是否决了凯雷的收购要求。

转眼到了2008年,金融危机爆发,外资巨头疲于应付,一时无力觊觎中国企业。回过神来的徐工,也算彻底明白了:合资合不来平等地位,市场也换不来核心技术

收购终止的那一年,徐工成立了挖掘机事业部,从零开始做挖掘机。曲曲折折,经过太多弯路,最终还是走上自主研发之路。

而另一边,当国企在市场换技术这条路走得磕磕绊绊时,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批民营企业家们,正逐渐在遍地荆棘中蹚出另一条路来。

肆 从零到第一

拜唐国强老师那句魔性的“挖掘机技术哪家强”所赐,蓝翔技校在中国家喻户晓,但造挖掘机最厉害的三一重工,在大众中的知名度就要低多了。

在小说《平凡的世界》中,孙少安在80年代的城建大潮中,看到了工地对砖瓦的巨大需求,自己开砖窑挖到了第一桶金,成为双水村的致富先锋。在现实世界,梁稳根创建三一的故事,也起源于80年代那个热火朝天的年代。

梁稳根出生于湖南娄底的小山村,在恢复高考后第二年考入中南大学,毕业后分配到国营机械厂工作。1983年,一心想当“万元户”的梁稳根辞职下海,被怒不可遏的父亲拿着扁担撵他回单位上班。他贩过羊,卖过白酒,生产过玻璃纤维,折腾了好几年,靠卖焊接材料,才成功挖到第一桶金。

1993年,梁稳根注意到当时全国各地都在搞基础建设,决定进军工程设备制造领域。这是一个相当大胆的决定,重工制造门槛极高,向来是只有国企才敢做的行业。这让我想起李书福造汽车,别人都劝他不行,他说出了那句后来引起颇多争议的话:“造汽车有什么难的,不就是四个轮子加两张沙发吗?”

你可以说无知者无畏,但在那个草创探路的蛮荒年代,正是这种无畏,成了无数民营企业家摸索前行的动力。

90年代还没有雷军那句“风口上猪都能飞起来”,但梁稳根无疑是抓住了时代风口的那批人。全国范围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,带来了大量工程机械需求。从1993年到2003年,三一飞速发展,只用了10年的时间就跃居中国工程机械行业的前列。

徐工提出改制时,三一也曾参与投标,结果被认为是“搅局者”,第一轮就被淘汰出局,总裁向文波这才怒而发声,引起轩然大波。

进军工程机械行业,三一最早瞄准的,是混凝土泵车——一种利用压力将混凝土输送到一定高度的装备,架桥铺路,高楼大厦,都少不了要用到。那会儿国内市场基本被外资垄断,国内只有几家国企能分到一点点蛋糕。三一想过找外资技术引进,结果根本没人瞧得上他们,只能走自主研发这条路。

这条路,是最难的路,也是最正确的路。1998年下线第一台混凝土泵车,2002年参与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建设,2009年参与世界最高建筑迪拜塔建设,一路创下多项世界纪录。

三一混凝土泵车参与迪拜塔建设

更典型的例子,是挖掘机。这玩意儿能挖土,能拆墙,能搬运,被称为工程机械界的万能选手。

曾经,中国95%以上的挖掘机市场都被外资垄断。1993年,中国只能生产2000多台液压挖掘机,进口却超过了1万台。整个90年代,国产挖掘机年产量都没有突破一万大关。


三一的挖掘机起步很晚,一直到2000年才做出来第一代产品SY200,而且是个“组装货”:液压系统是日本进口,发动机是德国的,结果装配到一起,却完全不能工作。第一批生产的30台挖掘机全军覆没,最后被当成废铁处理。

但之后二十年里,三一进步飞速。等到2020年,三一卖出了98,705台挖掘机,占据全球挖掘机市场15%的份额,第一次站上了全球销量榜首,三一在江苏昆山的挖掘机基地举办了庆功会。

武汉疫情初期,100多台挖掘机同时施工雷神山医院。

从零到世界第一,只用了二十年时间。当然,目前还只是在规模上做到了第一,还算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世界级企业。他们希望做到的,是成为全球认可的品牌。

过去20年,不仅三一,整个中国工程机械行业的发展都堪称神速。这一方面受益于国内一轮又一轮的基建大潮,另一方面则是自主研发能力的提升,无论国企还是民企,都逐渐成长起来,摆脱了过去外资的阴影。

徐工、三一,再加上另一家中联重科,成为中国工程机械三巨头,它们已经有了走出去跟西方巨头掰掰手腕的资本,开始对外主动发起进攻。

2008年,由雷曼兄弟破产引发的金融危机席卷全球,整个世界陷入经济衰退。但对于中国工程机械产业来说,那一年反而迎来了有史以来最大一轮高潮——“四万亿”计划出台后,中国开始了史上最大规模的基建计划。

已经具备一定实力的国内工程机械企业,开始将目光投向海外。

先是中联重科,2008年收购了意大利CIFA,借助CIFA之前的基础,成功渗透到了70多个国家。之后2012年,三一斥资27亿元,收购了全球混凝土机械第一品牌、德国的普茨迈斯特;紧接着,徐工将德国另一家混凝土机械巨头施维英也收入囊中。

三家都是全球混凝土泵车行业的顶尖玩家,全部被中国企业拿下。

按常理来说,深陷金融危机的欧洲制造业是烫手山芋,此时唯恐避之不及,但国内工程机械巨头反其道而行,加速海外扩张,集体“抄底”欧美市场。在他们看来,这些欧洲老牌玩家资产和盈利都大幅缩水,是出手收购的天赐良机。

国际工程机械领域有一份排行榜叫Yellow Table,过去,这张榜单几乎被美国、日本、德国、瑞典的企业垄断,但近年来中国公司的名字不断攀升。2021年的排名里,前两名依然是美国卡特和日本小松,但三四五名被中国的徐工、三一和中联包揽。

工程机械产业的整体规模并不算特别大,和汽车、芯片这样的大产业比起来只能算是个小弟,但工程机械行业撬动的价值比表面要大得多。国产航母建造、神舟飞船返回、港珠澳大桥,每一项超级工程背后,都是国内完整的工程装备产业链在支撑。

中国528万公里的公路历程,100多万座桥梁,4万公里的高铁,一起构成了全世界最强大的基础设施,很难想象没有现代化工程装备,这能够成为现实。

拿港珠澳大桥来说,它是中国工程机械登场的高光时刻。其建设过程创造了一系列世界之最——是世界上最长的跨海大桥,也是世界建设史上技术最复杂、施工难度最高、工程规模最庞大的桥梁。

建设过程中,包括塔机、混凝土泵、汽车起重机、高空作业车、装载机在内的主要工程机械装备悉数上场,还顺便催生出了世界上最大的起重船——振华重工研发的“振华30号”起重船,起重量12000吨,排水量约25万吨,超过全世界所有现役的航母。

伍 尾声

2020年6月,中印边境加勒万河谷地区,中印双方士兵冲突。当时《南华早报》登了一条标题很“魔幻”的新闻:China’s military is using spider excavators to build roads near Indian border,翻译过来就是,“中国军队正在使用蜘蛛挖掘机在印度边境附近修建公路。”

新闻里的“蜘蛛挖掘机”不是什么秘密武器,而是徐工开发的一款挖掘机产品,它的正式名称是“ET110步履式全地形挖掘机”。这玩意儿造型很科幻,驾驶室下方伸出4条钢臂,轮胎装在钢臂末端,像人的四肢一样可以上下左右灵活动作,看起来确实像只大蜘蛛,翻山越岭,爬坡过河,都不在话下。

这个像变形金刚一般的家伙,就是全地形挖掘机

工作中的ET110

中印边境海拔高,又是高山河谷交替的复杂地形,普通的工程机械很难在那里作业,但ET110不在话下,有了它,中方土工作业效率比对方高了一个数量级。

这种全地形挖掘机是欧洲Kaiser公司首创,中国此前试图研制但一直不太顺利,因为液压技术不过关,直到2000年后,徐工在液压技术上有所突破,才有了这款全能挖掘机。当年,全地形挖掘机就获得了全军科技进步一等奖。

这让我不禁想起,仅仅三十余年前,国内还要依靠人力去完成修河筑路的天量工程,更不要说抗战时期,修筑滇缅公路时艰苦卓绝的岁月。

我更想起,更早之前的1919年,孙中山曾在《远东时报》上撰写过一篇《实业计划》,后来收入其《建国方略》之中。这篇文章设想了一个宏伟的基础设施建设方案,规划了连通全国的庞大铁路、公路网络,其志不可谓不宏大,但在当时的条件下却无异痴人说梦。

这篇文章里说:“中国正需机器,以营其巨大之农业,以出其丰富之矿产,以建其无数之工厂,以扩张其运输,以发展其公用事业”。孙中山曾畅想,积十年之功奋发图强,使中国工业能力能够追上欧美诸强,不想这条路如此艰难,足足走了一个世纪之久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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